●院长提名不经评审可直接聘教授
●十年不发一篇论文也能当教授
●“奇才偏才”不受常规考核指标限制
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引起的反响余音未消,杭州师范大学出台的《杭州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振兴计划指导意见》又在本校及当地高校中引起强烈反响:
凭一篇论文就能评上教授!院长提名,不经评审可直接聘教授!十年不发一篇论文教授头衔也能保持!普通讲师,可以直接升为教授!“奇才偏才”不受学校常规考核!《意见》中的这些全新信息震荡着久困于量化考核的高校人文学科领域,激发起人文学科教师的浓厚兴趣。
日前,记者来到该校采访。
量化考核的困境呼唤文科考核的个性化政策出台
本报今年5月27日4版头条以《目标:一流大学》为题对杭州市支持杭州师范大学创一流大学的实践进行了报道。杭州市欲投入130多亿元打造杭师大,在杭州西溪湿地旁划出3250亩地重建新校园,其投入之巨,力度之大,建设速度之快,全国罕见。
高校“大楼”易得,“大师”难求。该校在杭州市的鼎立支持下,提出人才强校战略,决定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,同时,决定打破旧的人文社科评价体制的桎梏,营造培养大师的环境和条件,使大楼与大师相匹配。人文社科评价机制的改革便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推出的一项举措。
“人文社科评价已成为中国知识界关注的一个大问题。”杭师大校长叶高翔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。“当前国内的人文社科评价制度多采用自然科学的量化指标,包括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过多少文章,出版过多少著作,获得过多少、什么级别的学术奖,承担了多少、什么级别的研究项目等等。而量化指标考核直接涉及每一个人的职称、待遇和科研经费等利益。”
由于自然科学更容易量化,这也间接导致一些高校重理轻文,人文社科出现发展停滞的现象。叶高翔认为,这种以数量为主要考核标准的学术评价制度,导致很多人文社科研究者只求著作数量不求质量。过度量化的学术评价体系,使学术界出现畸形的恶性竞争,严重阻碍着学术的繁荣发展。高校人文社科的量化考核被指是“治懒的良方,创新的杀手”,教师为应付考核疲于奔命,无暇创新。
“类似的问题同样出现在我校。”叶高翔说。“长期以来,我们这所百年老校在音乐、美术、中文、历史、教育等学科专业上有着较强的实力和雄厚的师资。2009年、2010年,学校连续两次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均居全省第二。但在当前高校以量化指标为基础的竞争背景下,以人文社科为优势学科的我校同样面临着科学发展的困境与挑战,重建一个科学的人文社科评价体系成为迫切需要。”
前不久,该校党委书记崔鹏飞在党代会报告上明确提出了学科“差异化”发展和“提升具有鲜明特色的优势品牌学科”的发展战略,建立符合人文社科自身特点的发展考评体系与学术环境,培育大师和精品。
基于此,叶高翔亲自担纲负责这项人文社科振兴计划的构建工作。
构建有“不惟数字论”的人文社科学术评价新体系
经深入调研与反复酝酿,《杭州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振兴计划指导意见》最近出台。在这项规划里,围绕“振兴人文社会科学”这一宗旨,推出了一系列在省内外高校都堪称创新的大胆举措:
——构建“有数字论,不惟数字论”的符合人文社会科学规律的学术评价体系。学校将组建“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”,该委员会成员由各学科教授民主推荐,并报校人文社会科学振兴计划领导小组批准。制定的《杭州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评价体系》的核心是“有数字论,不惟数字论”,对高端人才,打破按年考核的常规学术评价和考核标准,根据其累积和持续的学术影响,实行学术代表作评价制度和知名同行评议制度;对艺术类学科,要充分尊重其学科属性,制定有别于其他人文社科类学科的考核政策和标准;对学术贡献突出的青年教师,还可以根据学校相关规定,给予低职高聘待遇。
——创新管理模式,成立直属学校的“国学研究院”,试行建立“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特区”。在这个特区里,以本校高水平学者(包括离退休资深教授)和柔性引进的双聘高端学者为主要力量,营造具有最肥沃“土壤”的人文社会科学建设与发展的示范区。
——设置“人文社会科学特聘岗教授”岗位。在学校常规岗位聘任的基础上,专设“人文社会科学特聘教授”岗位。这些“特聘教授”不再需要通过传统的论文著作数量等量化指标来评定,而改由学院院长等直接提名;若现任学院院长、部门负责人中有符合特聘岗教授条件者,由校长直接提名。这些“特聘教授”一旦上岗,还可以通过“项目用人”方式聘用秘书。
叶高翔表示,此举就是想要在学校内部或者海内外招募一批不论身份、不论前期成果、潜心于创作的人。他们将不受常规的论文、课题、科研经费等考核指标的限制,学校为他们提供创造出传世之作的环境和条件。“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,我们既要有渴望出现一位大师的期待,也要有允许一百位努力者失败的胸怀。”叶高翔说。
著名学者、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徐岱教授说,一看到这个规划,看到“国学研究院”、“支持奇才偏才”、“学术助理”、“事务秘书”、“城市学(杭州学)”、“肥沃的土壤”等字眼,就觉得眼前一亮,这些条目中包含的,是对人文社会科学出大师、出精品的有力支撑。
校长领衔、亿元巨资作保障
为了扎实有效地做好这项人文学科振兴计划,校长叶高翔亲自领衔,成立了领导小组,郭清教授等三位副校长全程介入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,办公室主任专项负责此项计划的实施,浙江省民国史研究专家袁成毅教授受聘担此重任。
记者见到袁成毅时,他正忙于与各部门协调,细化此计划的操作方案细则。他介绍说,尽管细则还没实施,但计划的出炉已在学校一石击起千层浪,引发强烈反响。由于之前学校就此计划数次征求过教授们的意见,因此大家的反映明显是肯定赞赏的居多。
据袁成毅介绍,这项计划还将通过资金与体制机制建设,确保人文振兴计划得到有效实施,并在过程中构建杭师大良好的学术梯队与发展基础。为此,该校将从市拨学科建设经费中划出总额1亿元用于人文社会科学振兴计划。
“青年人文社科教师也非常重要,他们将成为学校未来发展的基础。”袁成毅说,杭师大将在未来5年内积极引进和重点培养300名左右具有博士学位或其他具有学术发展潜力的人文社科青年教师。资助优秀青年教师的教学研究和科研,让他们有机会师从国家级和世界级名师。同时通过项目带人的方式,为教授们配备秘书,让年轻人在工作中迅速得到提高。
“总而言之,我们希望通过营造符合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学术生态,倡导优良学术风气。既鼓励大胆创新、异想天开,又提倡严谨求是、踏踏实实;既‘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’,又严格学术规范,尊崇学术道德;既宽松自由、允许失败,又严格管理、力求突破;既相互支持、团结协作,又相互竞争、你追我赶;以最大的努力,营造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‘最肥沃土壤’和‘最佳生态环境’。”叶高翔说。
图为杭州师范大学校史馆一角
评论:做学问企盼由“量”到“质”的回归
钱建强
“十年不发论文也能当教授”,这是本报今天从杭州师范大学新近出台的《人文社会科学振兴计划指导意见》中抓出的一个亮点。当然,这是个形象的说法。根据报道,这份意见的核心是要构建“不惟数字论”的人文社科学术评价新体系,比如学校将组建“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”,在评估学术人才时会打破按年考核的常规学术评价和考核标准,依据其累积和持续的学术影响,实行学术代表作评价制度和知名同行评议制度。
“不惟数字论”的标准虽是一个学校的尝试,但在“惟数字论”的环境里,其内含的革新无疑具有相当的冲击力。众所周知,目前各个高校对于学术能力的评价,一般都会有若干数字化的规定。比方说,要评一个教授,就得看看他发过多少“核心期刊”文章,出版过多少著作,承担过多少科研项目等。套用一句熟语,那真是“数字出教授,教授出数字”。如今,杭师大偏偏不以数字论英雄,当然会令人刮目相看了。
没有规矩,不成方圆,学术评价自然也要有一定的标准。量化的标准原也不是太离谱的事情,毕竟一定级别的学者应该拿得出一定数量的学术作品。评价一个人的学问,我们的老话常说“著作等身”、“学富五车”之类,用的就是量化的方式。不过,当量化标准不加区分地推广到所有学科,演变成为某种僵化的教条,且关系到学者的现实福利时,这种硬杠杠便异化为一种奇怪的指挥棒,指挥着人们千方百计发文章、出专著、要项目。为了达到够数的目的,有人偷工减料、粗制滥造,有人移花接木、改头换脸,明里的暗地的,手段花样翻新,胆子越来越大。于是,怪象来了:一方面学术作品汗牛充栋,一派“繁荣”景象,另一方面学术不正之风却横行无忌,珍品难得一见。
学术研究自有一定的特性和规律,好比养花,需要合适的土壤、阳光和雨露。量化标准则是弱化了学术研究所需要的各种条件,只强调在限定的时间内,必须开一定量的“花”结一定量的“果”,而“花”“果”的质量如何反倒不必细究、无足轻重了。更确切地说,量化标准很像工业流水线上的订单和指令,学者要是不能像工人那样麻利地流水作业,就会被淘汰出局。然而,任何学术创见和思想创新,都是极富个性的工作,都与学者的天资禀赋、学识积累、勤奋程度、性格特点等密切相关。如果一个学术单位容不得学者潜心修炼、自由发挥,非得用量化的框框去催逼和束缚他,那么所谓的学术创新就是遥遥无期的事情了。
杭师大的“非量化”标准,是一种由“量”到“质”的回归,实际上为学术研究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。“板凳要坐十年冷”,这是学术研究的特性使然。学术评价作为一种导向,就要创造好的学术环境,鼓励学者愿意去坐冷板凳,并且能够坐得住冷板凳。若一位学者耗费十年只出了一部学术力作,那这样的等待也是值得的。就学术而言,这远比有些人一年出上十部著作要有意义得多。(信息来源:《光明日报》)